三上北京
——写在中共黄石市委政研室成立四十周年之际
王志超
中共黄石市委政研室1984年6月成立，我是1984年8月调到市委政研室的，直到2004年离开市政府研究室，在黄石党政政研系统工作了二十年，几乎占我人生职业生涯的一半。其中在市委政研室工作了14年。在这十四年中，我从一个政研新兵成长为一个较为成熟的政研工作者。
我在市委政研室工作的那些年中，正值我国改革开放蓬勃发展的时期，黄石的各项改革风起云涌，春雷激荡，尤其是八十年代中期的经济、科技、机构三大改革相继被列为国家试点，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改革热潮。1992年，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以后，对外开放的东风又席卷黄石大地，黄石又敞开了对外开放的胸怀，一系列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不断推进。而在黄石改革开放的每一个重大举措推进过程中，我们市委政研室都是其中的谋划者，推进者，参与者，见证者，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而我作为当时市委政研室的一名工作人员，有幸参与了其中一些工作。其中，有三次上北京的经历可以说是当年黄石改革开放的时代缩影。
一上北京：呈报黄石科技体制改革试点城市工作方案。
黄石作为一个有百年历史的老工业基地，有深厚的科技工作底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春风吹来，黄石市的领导就认识到科技改革的重要，市委书记袁照臣在1984年就提出“三个为主”的改革指导思想，极大地推动了全市科技战线的改革和发展，科技与经济从过去的两张皮走向了全面结合，一大批厂办科研机构面向社会，服务中小企业，一大批科技人员走出高楼深院，为经济建设主战场贡献聪明才智。科技体制改革释放了科技第一生产力，有力地促进了黄石经济的快速发展。而黄石的经验也受到国家科委和国家有关部门的关注。
1987年元月，国务院颁发了两个推进科技体制改革的文件，预示着全国一个科技体制改革的新浪潮即将兴起。国家准备在全国选择少数城市作为国家科技体制改革的试点城市。为了选择试点城市，国家科委，国家经委，国家体改委，国防科工委，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办公室（也就是后来称为四委一办）于同年元月和四月先后在沈阳和北京西山相继召开了两次关于科技体制改革试点选点的会议，黄石从开始的列席代表到正式代表，引起了四委一办的关注。但在全国十几个城市中究竟谁能胜出，竞争还十分激烈。而黄石作为其中唯一一个中等城市，面临的困难可想而知。那就比谁的方案更加符合国家有关部门对试点的要求。
黄石科技体制改革的方案最初由政研室的我、魏劲松及市科委的王稳静、程正南起草，由副市长余旦溪主持，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讨论修改，确定由市委政研室作修改定稿。而时任市科委主任的牛柏祥同志给予了政研室极大的信任和尊重。市委副秘书长王鼎三概括出了24字的黄石科技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市委政研室副主任马清明对如何改写方案进行了谋篇布局，提出了四大部分的写作提纲。由我来执笔写新的一稿。那是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根据大家提出的修改意见及王秘书长、马主任设定的提纲重新起草，因为前期介入较深，情况也熟，我感到思路十分清晰和敏捷，一篇近万字的《黄石市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试点方案》一气呵成。周一上午，马主任和王秘书长相继过目修改定稿，经市委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同意，决定尽快派人专程送到北京。呈送方案及汇报的任务交给我和市科委副总工程师欧明灿。
1987年4月24日，我和欧明灿到北京，住在国家科委对面的贵阳饭店，当时黄石科委借调到国家科委工作的贾栋本和程贤贵立即帮我们与国家科委联系，确定27日正式汇报。
27日上午，我们来到国家科委办公楼，国家科委综合局长魏永和、局长助理朱传柏等人热情接待了我们。他们对我们带去的新的方案稿给与了充分的肯定，并表示立即将我们带去的方案呈送国家科委的领导和国务院其他几个部委。
4月29日上午，我们应约来到国务院科技办。国务院科技办位于复兴门，在国家海洋局的办公楼内。国务院科技办的办公室陈设十分简朴，老式的大沙发，墙上巨大的中国及世界地图十分醒目，国务院科技办副主任、科技办体制组组长韦振球，动态组组长贾宝廉（副司长）等领导听取了我们的汇报。欧明灿同志说明来意后由我汇报。我汇报得很详细，他们也听得很认真，并且就他们感到疑惑的问题提出了疑问，我和欧明灿同志一一作了解答。汇报一直持续到中午11点多，韦主任和贾司长讲了简短的意见，大意是你们回去后要继续加紧工作，他们会尽快向国务院有关领导汇报，并会同“四委一办”尽快批复。这时国家海洋局下班的铃声响起，我们北京之行的使命圆满完成，而且从韦主任的表态中我们得到一个重要信息，就是黄石被列为国家科技体制改革试点城市应该是水到渠成了。从国务院科技办出来，我和欧明灿同志都非常高兴，到西单找了路边的一个小饭馆点了两个菜，还破例喝了一点酒以示庆贺。
就在我们把试点方案送到北京后的二十多天后，也就是1987年5月22日，国家“四委一办”对南京市、哈尔滨市、广州市、黄石市科技体制改革试点城市的批复正式下发，加上元月份已经批复的沈阳市，全国第一轮科技体制改革五个试点城市工作全面展开。而黄石是其中唯一的中等城市。1987年6月19日，黄石市科技体制改革试点动员大会在文化宫新剧场隆重召开，至此，黄石的科技体制改革和科技事业的发展掀开了新的一页。
9月11日，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宋健一行25人到黄石视察科技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对黄石科技体制改革试点取得的成绩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1988年元月12日，国家四委一办举办的全国科技体制改革试点城市工作座谈会在黄石海观山宾馆隆重召开，我们市委政研室参与了会议从筹备到召开的全过程，负责了主要的会议材料的起草。一大批国家部委和省领导及二十多个省市的众多来宾来黄石参加了会议，一大批国家级新闻媒体记者到会报道了会议盛况和黄石科技体制改革的经验，黄石的科技体制改革之花结出了丰硕的成果，谱写出辉煌的篇章！
二上北京：反映黄石机构改革试点工作遇到的困难。
事情的缘由是这样的。当时我们整个机构设置体系都是计划经济体制的那一套，企业作为政府机构的附属物，人财物大权都在政府主管部门手中。为了管理广大的企业，在经委下面还设立了九个主管局或公司，如机械局、纺织局、冶金工业总公司、建材工业总公司等。这些主管局（公司）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对于上下衔接，帮助企业争取计划资金物资和项目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随着改革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转变，企业自主权的问题就鲜明地提出来了。当时改革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要把企业从主管局（公司）的一统天下中解放出来。
于是，国家就想通过机构改革来打碎行政管理机构的束缚，把企业释放出来。1986年元月，国务院机构编制办公室、国家体改委就决定在全国十六个中等城市作为这项改革的试点。黄石因为当时多项改革名声在外，也就被列为试点之一。
我记得最早接触到这项工作的是1987年某月的一个下午，市委政研室主任张实同志向我们传达了黄石作为机构改革试点城市的工作。当时，我们都预感到会在这场大的改革中有所作为。由于机构改革的敏感性，这项改革没有张扬，一切准备工作都在静悄悄的进行。
经过一年多的准备，到1987年7月，改革方案正式出台。市委市政府召开机构改革试点动员大会。总的模式是："撤局强委"，职责分开，党政合理分工，充实加强综合管理和经济监督调节机构，扩大城区权力。改革后，市级党政机构由原来的78个（不含群团5家）精减到47个，机关工作人员由原来的3414人，精简到2100人。撤销了工交系统的化工、机械、一轻、二轻、冶金、纺织、医药、建材、电子等9个局（公司），在经委内设立了相应的8个行业办公室。农业系统撤销农办、农林局、水利水产局、乡镇企业局，成立农委，委内设立4个行业办公室。财贸系统撤销财办、商业局、粮食局、供销社，成立财政金融贸易委员会。在财委内设立3个行业办公室。全市党委系统、城建系统等也都进行的改革。
经过两年多的运行，机构改革总体说来效果良好，得到了国务院，省委、省政府的充分肯定。但这次改革是在"上下不动，中间突破”的情况下进行的，遇到了较大的阻力，当时主要的问题是，黄石的改革是在上面下面都不动的情况下把局都撤销了，国家的各个部委，省里的各个厅局都还在，并且牢牢地掌管着项目资金及各种资源分配的大权，你黄石连个局都没有了，我凭什么把项目资金给你。于是在黄石机构改革推开后的一段时间，问题就暴露出来了，省里的人也不来，开会也没有位置了，项目资金申报也更加困难了，向省里反映，每次说得很好，支持改革试点，但遇到具体问题就卡壳了。改革遇到了极大的阻力。作为试点城市，黄石承担的是国家改革试点的任务，一切调整都必须按国家的统一部署来，不能改回去。
怎么办？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领导在向省里反映无果的情况下决定派人直接到北京去，向国家主管部门反映，但不能以市委市政府的名义出现，而是以黄石部分干部的名义出现。于是抽调了由市经委主任吴良臣，市体改委主任李志舜，副主任尹宝礼，市委编办主任黄德贵和市委政研室的我，组成的一个小组（或许还有其他人，我记不清了），吴主任为组长，到北京去反映情况。我们小组临行前，市长徐子伦接见了我们，对我们到北京反映情况的口径，应注意的事项作了详细的交待。
为了稳妥起见，我们小组到北京之前到省里向省有关部门汇报了我们的想法，希望能得到他们的理解和支持。但让我们万万没想到是，省里的那位厅长一听到我们要到北京去，火冒三丈，大发雷霆，严厉斥责我们是反对改革，是要走回头路，并且上升到黄石机构改革是我们省里改革的一面旗帜，你们这是要“砍旗”，没有省委省政府的同意，你们绝不能到北京去。“砍旗”这个大帽子扣下来，我们什么也不好说了。
回到黄石驻武汉办事处，我们小组商量怎么办？是继续到北京去，还是打道回府，我们晚上到北京的火车票都买好了。于是吴主任给徐市长打电话，报告上午在省里的情况，请示下一步怎么办？徐市长明确告诉我们，不要管他们，你们继续到北京去，有什么事情由他来担着。于是我们继续我们进京的行程。
记得那是1989年6月中旬的一天到北京的，我们一行人经黄石驻京办的同志安排，在北新桥的一个旅社住下来了。经过联系，我们到国务院机构编制办公室作了汇报。与省里的情况完全相反，国务院机构编制办公室的领导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具体哪位领导我已经想不起来了），对来自改革试点一线的同志们表示诚挚的欢迎。他们详细倾听了我们的汇报，我们着重汇报了改革试点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对我们汇报的问题他们表示完全的理解，而且认为我们此次汇报很好，让他们了解了试点工作中遇到的真实情况。并表示，随着改革的深入这些问题都会解决的。你们回去后可以向市委市政府汇报，在不违背改革大的方案基础上，可以作适当调整，尽量不要因试点使工作受到损失。国家的全面改革下一步也将逐步展开。
国务院机构编制办公室领导的接待和指示使我们很受鼓舞，我们的北京之行圆满完成了任务。
就在我们赴北京反映情况的两个月后，9月22日至26日，国家编办副主任吴佩伦（副部级）一行带着安阳、衡阳、宝鸡等试点城市的编办主任，在副省长厉有为的陪同下，来黄石开展机构改革调研工作。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袁照臣、徐子伦、王远璋等对黄石机构改革试点情况作了汇报，吴一行又分别听取了各行业办、企业界、农委、建委机构改革以来的情况汇报，吴佩伦认为，黄石作为全国中等城市机构改革试点，作了很大贡献，出了很多经验，成效明显，但由于是在上下未动情况下进行的中间突破，特别是在省级改革推迟的情况下，有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理顺，主要弄清三个问题：一是哪些要坚持下去；二是哪些要适当调整；三是哪些要进一步完善深化。经过广泛听取情况汇报和实地考察，吴佩伦、厉有为对黄石机构改革调整深化完善工作提出了许多指导性意见，给处在困难境地的黄石市机构改革工作以很大帮助。此后，黄石根据两位领导的指示，对各行业办的职能作了相应的微调。
1993年和1998年国务院又进行了两次机构改革，国家的一些行业主管部委相继撤销或合并，当年黄石作为机构改革试点的内容成为国家机构改革前的有益探索，为国家机构改革积累了经验，黄石机构改革中“撤局强委”的模式成为国家机构改革的基本价值取向。而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黄石机构改革所面临的困难也迎刃而解，企业真正成为了市场经济的主体，一个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府机构体制终于搭建起来了。
三上北京：争取把黄石经济技术开发区列为国家级开发区。
严格来说这不是一次上北京，而是为了同一件特殊的事多次上北京，为了和前面的二上相对应，我们姑且叫它三上北京吧。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委主要领导敏锐地感到，黄石与沿海地区最大的差距就在对外开放上。1991年，市委书记袁照臣领衔，由市委政研室、市外经委组成联合调研组对黄石对外开放的问题进行全面调研。调研组分为外贸、外资、外经三个小组，对全市所有涉外经贸工作进行了全面的调研，并拿出了系列的调研报告。
机会总是给有准备之人。第二年，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公布了，在全国迅速掀起了新一轮改革开放的热潮。市委紧紧抓住这个战略机遇，迅速推出了扩大黄石对外开放的三大举措，一是争取黄石被国家列为沿江对外开放城市；二是争取黄石口岸列为长江对外开放口岸；三是建立国家级的黄石经济技术开发区。经过一年时间的努力，前面两个目标都实现了，就差国家级开发区了。
1992年3月15日，黄石市委市政府下发了《关于加快团城山开发区建设的决定》，正式设立团城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到6月和8月，黄石团城山开发区相继被省委省政府确定为省级开发区和省级高新区。这年的7月，市委又决定成立花湖开发区。黄石开发区的格局正式形成。
1993年3月14日，市委政研室主任左莉同志告诉我，市里要成立一个专门跑国家级开发区的专班，市领导决定抽调你参与这个专班，负责所有汇报及申报材料的撰写和其他工作。这个专班由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家贵（为了对上工作方便，以副市长身份出现）负责，有我和黄征宇三人组成。专班成立后，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接见了我们并给我们交待了具体任务。
专班成立后，我们很快与国务院特区办取得了联系，他们让我们先到几个地方的开发区去看看，增加一些国家级开发区的认识。根据他们的推荐，我们先后考察了芜湖、昆山和上海闵行三个国家级开发区，我们对申报国家级开发区有了一个大体的概念。我们把考察情况向市委市政府领导作了汇报，市领导指示我们尽快到北京与国务院特区办取得直接联系，汇报我们黄石的基本情况和表达黄石的愿望，了解特区办对开发区建设及申报工作的指示要求。我们马不停蹄，连夜准备汇报材料，第二天即到武汉乘Z38次列车赶赴北京，在黄石驻京联络处旁的河北饭店住下来，这里成为我们后来多次到北京的一个基地。
4月2日，三人小组来到位于国务院机关事务局一栋四层大楼里的国务院特区办。特区办主任胡平同志亲自接待我们，认真听取了我们汇报，详细询问了黄石的地理位置、基本情况、城市特点和产业状况，对黄石申报国家级开发区的愿望表示了肯定，鼓励我们积极创造条件。随后，国务院特区办沿海和沿江开放地区司的刘安东司长又和我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对黄石开发区建设及申报工作提出了四点具体而明确的要求。
这次北京之行给我们申报国家级开发区工作以极大的信心。回来后立即向市委领导汇报，并按刘司长提出的要求来推进黄石开发区的各项工作。
根据刘司长的指示，我市对开发区的规划进行了调整，确定只申报团城山开发区作为国家级开发区，5月6日我们再次到北京，向特区办汇报了黄石关于申报国家级开发区的正式愿望和建设开发区起步区的具体规划。与此同时，我们代市委市政府起草的《关于黄石市申报国家级开发区的请示》也通过省委省政府上报到国务院特区办。同年7月，特区办在北京贵阳饭店召开一个内陆开放城市碰头会，武汉、贵阳、合肥等一批内陆省会城市参加，我们黄石是唯一参会的地级市。三人小组代表黄石参加了会议。特区办胡平主任两次到会上看望大家和作重要讲话。会后，我们又到特区办作了进一步的汇报，特别突出了黄石建设开发区，努力做到与老工业基地改造相结合，与老城市的改造相结合，通过开发区建设实现老工业基地焕发新生的特点。我们这次汇报引起了他们的高度关注，认为黄石的做法正符合国家对开发区建设的要求，避免了当时其他一些地方开发区盲目圈地，另铺摊子，造成大量土地闲置浪费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国务院特区办明确表达了对黄石申报国家级开发区的支持。几个月来，我们专班的工作终于有了一定的成果。
1993年9月5日，国务院特区办副主任赵云栋一行三人来黄石开发区视察，再次表明了对黄石申报国家级开发区的支持。但也严肃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黄石实际存在团城山和花湖两个开发区不行，要么合并，否则特区办难以支持。
赵主任的意见促使市领导对我市开发区的体制进行调整下了最后的决心。1994年初，市领导指示我们专班尽快拿出两个开发区合并的方案，我们迅速与黄石港区、下陆区、市民政局及两个开发区的负责人进行商议和现场踏勘，很快就拿出了两个开发区合并的方案，提交市委常委会讨论决定。1994年5月17日，黄石团城山开发区、花湖开发区正式合并为黄石经济技术开发区。到7月初，新的开发区正式运行，至此，我们三人小组的使命也就基本完成了，与国务院特区办的联系由开发区管委会负责。
1994年11月17日，国务院特区办主任胡平一行四人在省体改委主任徐子伦陪同下视察了黄石经济技术开发区，对黄石开发区的建设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衷心希望黄石经济技术开发区能够早日进入“国家队”，成为国家级开发区。
然而就在黄石申报工作快要有眉目的时候，1995年初，针对近两年一些地方跟风到处兴办没有实际效果的开发区，大量圈地，造成严重土地荒芜浪费，还有一些地方以开发区的名义套用银行资金大搞房地产开发，造成严重经济泡沫等问题，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严厉整顿，对全国的开发区进行全面的清理整顿，并冻结了各级政府对新开发区的审批。于是，所有国家级开发区的审批工作也就停下来了。后来听刘安东司长说，如果国家再新批两个国家级开发区，一个是乌鲁木齐，因为是省会城市，也是民族地区。再一个就是黄石了。三人小组前前后后跑了一年多，最后还是无果而终，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时间一晃过去了十几年，到了2009年，市委市政府决定再次启动国家级开发区的申报，这次申报很快取得了成功。2010年3月，经国务院批准，黄石经济技术开发区升级为国家级开发区，成为继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之后湖北省第二个国家级开发区，17年前的国家级开发区的黄石梦终于梦想成真。虽然我此时不再参加其中的工作，但作为一个曾经为黄石能有国家级开发区奔走的人心里感到由衷的高兴，17年的遗憾终于得到了补偿。
三上北京的故事是当年黄石改革开放大潮中的几朵小浪花。回顾这三次上北京的经历，就是想告诉我们市委政研室后来的同志们，在黄石改革开放的宏大事业中，我们市委政研室从来没有缺席，在黄石改革发展许多重大的问题和工作中，都有我们的足迹和辛劳。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们市委政研室的那一代人没有辜负我们的时代！
作者简介
1984—1998年，在黄石市委政研室、办公室工作，历任中共黄石市委副秘书长、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1999—2004年，任黄石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市政府研究室(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2004一2010年，任黄石市科技局党组书记、局长；2010—2015年，任湖北理工学院党委常委、副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