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于人，物质的存续往往是更为持久的。三千多年前，商代王室贵族上自国家大事，下至私人生活无不求神问卜，以占卜结果决定行止。所以，占卜成为了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大事，政府设立有专门机构负责此事，刻有占卜记录的甲骨，都被作为国家档案保存起来。因此，甲骨文成为研究商代历史的第一手资料，反映公元前1300年到1000年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春秋战国时期，简牍开始成为记录的主流载体。简牍是对写有文字的竹简和木牍的概称，用竹片写的书称“简册”，用木板写的叫“版牍”。超过100字的长文，就写在简册上，不到100字的短文，便写在木板上。如《尚书》《论语》这样的经典著作便被整理在简牍之上。秦汉时，纺织工业开始发展，生产出了细薄的丝绢，由于丝绢有质地柔软轻便、书写方便、可随意折叠、易于保管、便于阅读等特点，补救了简牍档案笨重量多、不便搬运、难以保存的不足，所以在秦汉时期，宫廷文书、官方文书便开始使用丝绢代替木竹，产生了缣帛档案。荆轲刺秦时所携带的督亢地图便是缣帛所制。到了两晋时期，造纸技术发展趋于成熟，纸具备缣帛所具备的优点，同时还价格低廉，是书写的不二之选。纸质档案的普及让记录的成本大大降低，让更多的信息得以保存，是档案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没有这些经久不衰的记录，千年后的我们便没有四书五经，不知秦扫六合，难窥古人风骨。留存这些记录的，则是档案。
档案的价值不在于它本身，而在于它所承载的内容。我不是一名专职的档案工作者，但档案所承载的历史，对我有着很大的吸引力。我们时常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听闻过去的故事，但当老一辈人逝去，他们的经历往往随着时间而凋零。当故事不再被传承，随故事一起湮灭的，还有故事里体现的正直、勇敢、无私和坚强。而档案的存在，便可以弥补这一缺陷。
2018年，在恩施州来凤县的一个普通小区里，一位95岁高龄的老人深思许久后对儿子说：“去把屋里的旧皮箱拿出来吧。”儿子打开这63年前的旧皮箱一看，顿时蒙了：转业军人证明书、西北野战军报功书、“人民功臣”勋章、三枚军功章、“战斗英雄”荣誉称号……简直不敢相信这是自己的老父亲。原本这只皮箱是他打算深藏一辈子的秘密，谁知道国家新成立了退役军人事务部，要采集退役军人信息，需要详细报告个人信息，并如实提供相关的证明材料。在退役军人事务局，打开那一摞红布包着的厚厚档案，这位老战斗英雄的功绩才重新被世人所熟知：1948年，参加壶梯山战役，获师一等功，被授予师“战斗英雄”称号；参加东马村战斗，获团一等功；参加永丰战役，获军一等功、特等功，因战斗英勇，获时任西北野战军司令兼政委彭德怀签发特等功《报功书》……正是由于档案的存在，这位功勋卓著的战斗英雄才能被后人熟知，他所拥有的坚守初心、不改本色、朴实纯粹、淡泊名利的品质才能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翻开历史的档案，我们看到的是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浴血奋战的历史；是存亡之秋多少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的历史；是民族危殆之际，兄弟阋与墙，外御其侮的历史。因为档案的存在，我们得以以史为鉴，总结经验。一个国家需要保存足够的历史资料并传承下去，才能让后人更好地了解这个国家的发展历史和传统文化。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说过，“高度重视修史修志，让文物说话，把历史智慧告诉人们，激发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坚定全体人民振兴中华、实现中国梦的信心和决心。”在过去，因为技术手段的不足和时代的局限，许多文件资料得不到妥善的保存，历史事件的原貌难以得到更丰富的呈现，造成遗憾；可以保留下来的，却因为载体的脆弱而被束之高阁，难以飞入寻常百姓家，其承载的内容无法被广为传播，难以展现档案价值。而现在，随着技术手段的发展，许多历史档案、文化史料与互联网、大数据相链接。“云游故宫”“数字敦煌”等线上博物馆项目；通过影像、幻灯片展出名人字迹、书信作品；通过拍摄纪录片让即将消失的档案资料“活”过来。这些技术手段不仅让档案本身更加易于保存，更重要的是让档案承载的历史广为流传。近年来，随着各大影视作品、博物馆走红网络，激起年轻一代人对民族历史和文化的浓厚兴趣。青年一代因兴趣而了解，又因了解而热爱，这一代人将怀抱文化自信，昂首挺胸面向世界。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2021年，党中央通过了第三个历史决议。决议梳理了从建党以来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和经验，系统解释了过去为什么我们能够成功，以及将来如何才能继续成功。历史是最好的例子，而承载历史的档案，是我们储存历史、了解历史的唯一方式。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要清醒地认识到，档案工作犹如史官，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在新时代更要创新运用新兴媒体技术，让“兰台人”成为历史的“传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