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0月27日，黄石地区全部沦陷。日军为加强对黄石的统治和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在黄石地区的常驻兵力多达万人以上。他们在黄石地区实行“三光政策”，扶植日伪政权，疯狂掠夺矿产资源，推行奴化教育，手段之野蛮残暴，世所罕见。
面对凶残的日寇，中共大冶中心县委广泛动员工农群众参加八路军、新四军，奔赴抗日前线，并先后组建了八路军鄂南抗日游击队第一和第二两个纵队。第一纵队有70余人，中共大冶中心县委军事部长彭济时兼任纵队司令员。纵队在大冶县城南山区一带活动，经常夜入县城，多次出其不意袭击日军军营，使日本侵略军惶惶不安。第二纵队，司令员郑世顺，政委彭方正。1938年10月21日，日军第9师团从阳新三溪口向大冶花犹树进犯，郑世顺带领游击队在南山头至七里冲一线伏击日军，摧毁坦克，打死敌军200余人。
武汉沦陷后，鄂南成为日军的后方，是日军继续向南、向西进犯的基地，同时又是国民党第九战区的前沿。对鄂豫边区来说，鄂南则是向南发展的“桥头堡”。1942年4月18日，根据中央军委指示，鄂豫边区党委和新四军五师决定加快开辟鄂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步伐。
1942年5月，日军开始进攻浙赣线。为了牵制日军，新四军五师遵照中共中央华中局的指示和鄂豫边区党委的决定，命令十四旅主力挺进鄂南，创建以大幕山为中心的鄂南抗日游击根据地。
5月上旬，五师十四旅主力分东西两路向鄂南挺进。西路部队在四十一团团长罗通和鄂南中心县委书记李平率领下，于5月9日从黄冈王家坊出发到达鄂城。西路部队沿途不断攻打敌特机关，政治影响不断扩大，很快控制了铁山、下陆、黄石港一线，后移师大冶谈家桥。东路部队在14旅旅长吴林焕、副旅长熊作芳的率领下渡江南下。5月14日夜间，东路部队从蕲州渡江，先头部队在阳新沙林、王树一带登陆，随即占领了筠山。后续部队却在长江中遇到日军汽艇的阻击，发生激战，约一个班的战士壮烈牺牲。5月15日清晨，东路部队从筠山出发，向阳新、大冶前进。18日，大冶、阳新日军400余人向东路部队驻地袁家湾发起进攻。我军与日军激战4个小时。下午5时许，日军撤退。
随后，东路部队在太子庙建立了中共阳大临时工委和阳大指挥部，同时设法与西路部队联系。两天后，东路部队转移到龙角山。为了联合抗日，部队派当地群众送信给驻守在刘仁八、傅家山的国民党军田维中部，但是田维中将送信人员扣留。于是，东路部队绕开田维中部驻地向梁子湖方向寻找西路部队。同时，再次写信给田维中，呼吁以抗日大局为重。
不久，东路部队与西路部队派来的人取得联络，返回龙角山。就在此时，田维中竟然调派1600余人偷袭东路部队。东路部队立刻进行还击，西路部队闻讯后回师配合夹击，将其击退。为了抗日大局，两路部队并未乘胜追击。事后，第三次写信指责田维中，并再次呼吁其一致抗日，田维中仍然不听劝告，一意孤行。7月下旬，田维中再次纠集全部兵力2000多人向留守在大王殿、太子庙的新四军发起进攻。东西两路部队迅速击退田维中部，进入大冶，打开了新的军事局面。
新四军五师十四旅东、西两路部队在鄂南打开军事局面后，1942年7月27日，鄂豫边区党委和五师党委决定建立鄂皖湘赣（抗日）指挥部和指挥部党委。8月17日，鄂豫边区党委组织部长杨学诚在大冶谈家桥召开鄂南部队营以上干部会议，传达边区党委和五师首长关于鄂南工作的指示，并正式宣布成立鄂皖湘赣（抗日）指挥部，刘少卿任指挥长、杨学诚任政治委员，同时还宣布成立指挥部党委。
随后，指挥部党委决定在沿江地区成立中共鄂南工作委员会，不少开明绅士拥护抗日政权，团结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旗帜下，共商抗日救国大计，党的组织迅速发展。到1942年底，鄂南党员发展到2000余人，各县地方武装也有较大的发展，抗日根据地不断巩固。
大冶的谈家桥、傅家山、刘仁八地区是鄂南腹地，也是日、伪、顽必争之地。新四军五师十四旅到江南不久，刘少卿决定集中兵力攻打盘踞在谈家桥一带的国民党挺进军第八纵队第十四支队廖义华部和国民党挺进军第五纵队第八支队田维中部，揭开了谈、傅、刘战役的序幕。1942年8月下旬的一天，新四军五师十四旅组成南北两路大军向谈家桥、傅家山、刘仁八地区挺进。南路军由政委张体学率41、42团从龙角山出发直捣田维中部驻地刘仁八。田维中部仓皇出战，激战一阵之后，有的投降，有的四处逃窜。与此同时，刘少卿率领北路部队在谈家桥附近的傅家大屋山和上吴村，冲向廖义华部所在地岩刘村。廖义华抵挡不住，带领部队龟缩于明家山，北路部队乘胜追击，廖义华部终被击溃。从缴获的文件中得知，田维中早与日军签订互不进犯的秘密协定，所以田维中一意孤行，坚决与新四军为敌。
谈家桥、傅家山、刘仁八战役的胜利，打开了鄂南抗日游击战争的新局面，使新四军在鄂南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牢固地建立起来，为坚持持久战直至取得最后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黄石日报》2022年11月17日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