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百年前的李家坊
——《刘氏付约》解读
刘远芳
在黄石市档案馆，保存着一张《刘氏付约》，书写于明代弘治八年(公元1495年)，距今五百余年，是湖北省最早的纸质档案。
《刘氏付约》全文共 724 字，繁体竖排，无标点。以1厘米见方的繁体小楷，从右至左竖行写在一张 72x50 厘米的宣纸上。宣纸已泛黄，但所有文字清晰可辨。它对我们了解五百年前李家坊乃至鄂东南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刘氏付约
李家坊的由来
今日的李家坊，位于黄石市西塞山区境内，西端与下陆区接壤，包括上李、中李、下李三个自然村(从西向东排列，又分别叫作上门、中门、下门)。其大致境域为北起磁湖和桂林南路以西湿地的南岸，南至黄荆山北麓，东起原黄石纱厂俱乐部，西抵上李(上门)自然村西端的沿湖路一线狭长区域。上门与中门的分界线即今黄石机电学校所在地；中李与下李的分界线为今李家坊隧道；而下李与张儒村已犬牙交错，连为一体。五百年前的李家坊，东、西、南三面起点与今日基本一致，但北面直至今广州路沿线，所包含的区域比现在要大得多。
李家坊牌坊
2006年,李氏族人在李氏祠堂(位于中门）靠近沿湖路边，建起一座气派的牌坊，北面刻“李家坊”三字，南面刻“旌旗彤管”四字。旌旗，即旗帜;彤管，语出《诗·邶风·静女》，意为古代女史用以记事的杆身漆朱的笔。四字连用，意为“女性之表率”。牌坊东侧立柱旁刻有李声高先生所撰《李家坊御坊重建记》，略云:“明弘治八年，先祖子寿公领岳父刘受一家业而居此，传十世至之天公，娶陆子福长女为配。康熙四十三年，公殁，年仅二十有六。德配陆氏年二十五而守节，历四十二载，至乾隆十一年殁。德配秉性端肃，明理守诚，教子义方，人咸敬仰。乾隆十六年，公禀教谕陶、知县庞，申详督抚学，三院会奏，奉旨建坊旌表。二百余年后，世逢浩劫，坊毁一旦……”这座节孝坊原立于李氏祠堂正门前，在今址以南约三十米处，1966 年“破四旧”时被毁。有人以为，李家坊是因朝廷旌表族中节妇、敕建贞节牌坊而得名。其实不然，此“坊”不是彼“坊”。因守节而钦准建立的牌坊一般以“节孝”或“贞节”命名而不以姓氏命名。将地名和圣旨合于牌坊，一体两用，属于今人创新，并非古时的样子。
李家坊李氏之先祖，据传为唐太宗第五子郁林王恪，《新唐书》有传。江西李氏尊李恪为鼻祖。十一世李衜为唐上柱国，避五季之乱偕弟徙居南康府之建昌，复定宅于磨刀，后裔于元季徙居大冶讲堂畈之吴家庄。又若干年后其中一支由大冶龙角山下李德贤村辗转迁至黄荆山下，遂落籍该处。从李家坊立交桥沿沿湖路向西约两公里，向路之左侧抬首仰望，可见黄荆山上一面雄伟的绝壁，寸草不生，与地面几近垂直，那就是白塔岩,岩下有白塔寺。
明代中叶，李家坊一带名叫刘家坊。地主名叫刘受一，字弼山。妻姓程，名美德。夫妇二人膝下无子，仅生一女，名淑贞，弘治八年芳龄18。刘氏邻人李宏五，字天锡，有一男，名贞论，字子寿，时年19。刘受一眼看夫妻俩春秋渐高，而独女已到出嫁之龄，担心无人养老送终，遂与妻商议，托媒说合情愿将淑贞招赘李子寿为婚。刘家所有房屋、山场、田地全部交给李氏。此后，李氏子孙繁衍，渐成当地大族，刘家坊遂易名为李家坊。
太平湖的变迁
《刘氏付约》对刘家的住屋、器具、基址、沟塘等件一一作了交待。刘家的山场“土名白额岩，龙起寺直上山顶分水为界，直下山脚为界；西至神游洞为界，东至株树坳上山大路为界”。有一种说法认为，其山岩中峰突起，左右簇拥，形如搁笔的笔架，故原名笔塔峰，历久转音为白塔岩。其实不然。至少在五百年前的明弘治年间，此岩就不叫笔塔岩，也不叫白塔岩，而是名为白额岩，有此契约为证。龙起寺位于黄荆山白塔岩以西的山窝间，历史悠久，兴废频仍，而屡次毁于变乱。
有武穴籍女子胡氏，民国八年生，中年出家，法名果清。曾挂锡黄石回山东洞及大王庙，因见龙起寺颓圮毁败，无法居住，也无僧众看护，遂发愿重修，与李氏族人共同倡募集资，历时数月乃成。1990年果清于寺前山路上意外死亡，信众于其殒命处建舍身塔，塔高三层，琉璃金顶，自山脚大路遥遥可望。
株树坳位于今李家坊隧道正上方偏东之处，契约所谓“上山大路”，以今之眼光看，实为山间小径，系就地取材以山间青石铺砌而成，距今或有上千年历史，直至李家坊隧道开通前，一直是山南山北居民往来之要道。古道上有古时供行人休憩避雨之四安亭，至今仍在，是市民自李家坊登山观赏草甸的必经之地。
自株树坳至神游洞的山场全为刘家所有，而山脚今沿湖路一线土地，也均为刘家产业。契约载:“山脚大路上为民业，土名棠梨沟、苦竹墩、五丁地、荆竹窝、紫竹坳、桐梓墩、竹牌地、明家洞、王福海、黄喉地。”这些地名，如今几乎全部消失，只有“五丁地”仍口口相传，但几乎无人知道其准确写法。沿湖路以北的湿地区，面积相当大，“西至回龙山尾为界，直下到三港阱塘眼。长厢地二十六块，横厢地三十八块，港边地四大块，上湖塘一口，下塘一连三口；对面紫金盆地、龙口地、下湖地二十四厢，草场一所，东至筲箕嘴、石硚潭为界，南至山脚大路为界，北至长流港下边滩为界；港外有郭家嘴、红硃嘴。”这里提到的地名，如回龙山、筲箕嘴等，均已不存。而这些地名所在的大片田地和草场，当年几乎全为刘家管领，只是岩下“有横路一道，路上地塘有别姓之业夹在其中，各照契管业；路下湖塘、湖地、草场一片，并无别姓之业”。据笔者实地考察，此“横路一道”，应该就是如今正对白塔寺、横跨铁路、直通湖北工程职业学院的那条砂石路，临近铁路处的水港上有钢筋、土石混筑的桥梁一座，该桥之东约20米处又有石桥一座，似为古迹。沿湖路以北更远的地方，是刘家佃户耕种的田地，土名左家塆、长嘴吴、祥金窝、许角塘、袁成大窝、孙家嘴等，各有契约稞簿为凭。
这里需要着重说明的是，以上所指的这片地域，大致就是近年议论多次并已确定要建设的磁湖湿地公园的所在地。据报道，黄石市在2011年11月通过了湿地公园修建性规划设计方案，拟于次年第三届国乒节暨第二届矿冶文化节期间初步建成，后来不知何故计划搁置。本月，相关部门在黄石日报发布消息，称湿地公园建设即将启动。磁湖湿地公园位于磁湖西南角，东起李家坊立交，西至谈山立交，南临沿湖路，北接广州路，总面积约为1.013平方公里。功能上分为“两带五区”，即城市缓冲带、山体缓冲带和湿地田园展示区、湿地重点保育区、湿地游览活动区、人工湿地净化展示区、管理服务区；将形成“水映杉林”“芦荡飞雪”“花海春早”等“六景”。
笔者以为，湿地公园以“磁湖”命名，实在不够理想。原因有三。其一，以桂林南路为界，该处无名湿地之水体已与磁湖隔断。其二，磁湖固然是黄石的一张靓丽名片，但市境内已有磁湖路、磁湖东路、磁湖小学、磁湖山庄等诸多地名或建筑以之命名，不宜滥用。其三，也是更为重要的理由：该地早在五百年前已有名字，而且是一个非常理想的名字！有《刘氏付约》为证。该契约明白写着：“大路下为军业，总名太平湖。”太平湖，多么吉祥、美好的名字，真可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因此，为体现历史的延续性和对原住民的尊重，建议将该公园定名为“太平湖湿地公园”。曾任市人大副主任、市政协副主席的李声高先生是李家坊当地土著、黄石文化名人，他对此表示赞成。
五百年前的时代风貌
《刘氏付约》是一份手写“白契”又称“草契”，即在买卖房屋田产时，双方订立的未经官府验证、但具备实际效力的契约。细读契约内容，可以发现刘李通婚，除了前文提到的因素，还因为“兵荒岁歉,逃散人稀”，刘家坊一带人烟稀少，佃户难觅，刘家田产多，自家缺少劳力，无力耕种，故需转让给他人。根据契约，李子寿获得刘家全部财产，同时承担为刘氏夫妇“养生送老”之义务，除此以外，还须履行纳粮等社会义务。这份契约既是一份婚前财产公证，又是一份权力义务转移证明，立约目的是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避免财产和人事纠纷。
《刘氏付约》透露了明代经济社会等方面的重要信息，如:“山脚大路上为民业，……大路下为军业。……民粮五石四斗五升，在刘弼山户下完纳。军粮四石六斗四升，在刘受一户下完纳。军名武昌卫，十军户共造粮船一只，我户每岁完乐从银五两贰钱。”我们由此知道：明代百姓可以分别使用“名”和“字”代表自己，甚至可以签订合同。当时百姓交纳的粮赋分民粮和军粮两种，除此之外还要承担徭役(力役和兵役)，甚至共同出钱修造船只。这份契约中有“恐口无凭立此付约一纸”的表述，并且在书写上的两处修改和两处涂抹，契约最后也作了说明，“原笔改字二个涂字二个”。看来，当时的乡民已有较强的“防伪”意识。此契约落款处有六名凭人(即中人、证人),含内弟、舅公、姑公、同军等，还有四名邻户的名字，最后注明“请户长刘天元代书”。一份没有官印的契约，由多个具有血亲或姻亲关系和邻里关系的证人参与见证，并由户长代书，既表明当时的农民文化程度十分低下(甚至不能书写自己的名字)，也体现了契约的严肃性，以确保其能够产生实际效力。需要指出的是，户长并非一户之长，而是旧时主管赋税征收事宜的乡官。《宋史·食货志上五》:“役法:役出于民,州县皆有常数。宋因前代之制，以衙前主官物，以里正、户长乡书手课督赋税，以耆长、弓手、壮丁逐捕盗贼……淳化五年，始令诸县以第一等户为里正，第二等户为户长。”清俞正燮《癸巳类稿·少吏论》引韩淲《涧泉日记》所记：“罢里正，而以催科之事委之户长。至有逃亡，使之偿补。为户长者，诚为可悯。”民户逃亡，则户长要代其缴纳赋税，此可称连坐恶法。鉴于此，户长参与并且亲书约文,意味着双方私立的财产和赋税转移契约得到了官方的认可。
《刘氏付约》蕴含着丰富的政治经济、社会信息，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值得进一步研究。
(原载《湖北日报》2014年10月26日第5版，《东楚晚报》2014年11月1日第8版,《黄石改革与发展》2015年第 7期，《朝阳阁》2016年夏季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