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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黄石】我办水泥厂的回忆

发布时间:2026-04-21  来源:本站   

我办水泥厂的回忆

王 涛

(一)华记水泥厂拆迁及华中水泥厂建厂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天津失陷,形势危急。当时,我在唐山启新水泥厂任总工程师,目睹冀东傀儡政府卖国求荣同日本人相勾结,狼狈为奸。有一次他们硬拉我去赴宴,有个日本军官一边敬酒,一边叫嚷中日友好。我不能跟侵略者干杯。于是,我决定辞去启新水泥厂的职务,到大后方去。几天后,我便只身一人去武汉。

王涛

离开启新,一时没有工作,我去找国民政府经济部部长翁文灏,他是我的老熟人,他说:“那怎么办呢?你看看再说吧。”不久,南京失守,翁文灏得知我已经到了武汉,找到我说,他想把华记水泥厂拆迁到后方去,叫我一道去,我表示同意。但是又觉得华记产权不在我手里,我已经离开了启新,无权代表启新迁厂。我将自己的顾虑告诉了翁文灏,他说:“这不要紧,拆迁是国防需要。”后来,政府下了一个命令给我,并且由资源委员会借给我60万法币作为迁建费。我接到政府命令后,立即写信给启新,请他们赶快派人同经济部交涉。启新派卢开瑗来武汉磋商,卢代表启新公司同意拆迁,并且授权给我管理这个厂。我就组织一批骨干人员,总共不足一百人,成立了拆迁队。这批人都愿意参加拆迁,到内地去工作。那时国内局势非常紧张,日寇已经侵占了安庆,逼近九江,拆卸时已能听到隆隆的炮声。为了争取时间,我改变了原来拆走全部机械的计划,决定只拆一套设备。我们边拆卸边派张宝华总工程师到湘西勘选厂址。张宝华是华记水泥厂的老技术人员,是最老的一位工程师,曾在美国留学。后来,我又亲自到湘西勘察厂址,发现距辰溪六公里处的梨子湾条件确实很好。这里隔麻阳河对岸有辰溪煤矿和电厂,石料山离厂仅一公里。原料、能源条件尚好,唯交通运输条件比较差,于是决定在梨子湾建厂。花了半年多的时间,才把一整套机械设备运到辰溪。迁到辰溪后,全部机械由我们自己安装。技术工作主要由工程师张宝华负责,张诲音协助,其他专业人员有卓幼山、陈希圣等负责会计、运输工作。启新驻汉口办事处除经理胡慕伊愿意跟我们走以外,其他人都不愿去。工人方面,工头都愿去,有机修厂的陈续明、大车房的丁甫根、窑房的张嗣斗、磨房的乔元贵。骨干技工大部分愿意走,还有一个修钢丝绳的工匠,我们也请他一起去后方,并且给他比较高的工资。土建方面,在汉口找到屈炳良工程师,他是我在北洋大学时的同学,原来在“冶钢”主持土建工作。还找了一个扬子建筑公司的朱剑南工程师,他带来一批熟悉的小包工。就这样配套安排好了人马,由翁文灏出面把我们介绍给一个号称“湘西王”的军阀陈渠贞,请他帮助建厂。陈很高兴,专门派一个参谋来为我们解决与地方的纠葛,花了一年多的时间,于1939年12月1日在一片荒地上把工厂建成投产了。

★华中水泥厂全景图

工厂开办时叫华中水泥厂,产权仍然属于启新洋灰公司。当时,我任华中水泥厂厂长,下面的人员均由我安排,基本上都是老人,副厂长是启新驻汉口办事处经理胡慕伊,技术人员几乎全是华记原班人马,如张宝华、张诲音,化验室的技术人员和其他科室人员也基本上是华记厂里的人。华中水泥厂之所以能够迅速办起来,主要就是有这么一批骨干力量。他们技术熟练,精通业务。此后,我们每年还陆续吸收一些新人,大都是技术人员,其中如湖南大学毕业的杨克球、余裕嘉,湖南师范大学毕业的胡宏泰,上海同济大学毕业的丁原松,上海专门学校毕业的黄有丰等。这批同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分赴全国各单位,成为业务骨干,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起了一定作用。

华中水泥厂在那时建立了一整套人事管理制度,我的用人原则是,骨干力量要动员他们留在厂里,厂搬到哪里就带到哪里;不起作用的人一律刷掉。这样,虽然人员减少了,技术力量始终没有削弱,办事效率反而提高了。

华中水泥厂建成投产后,生产形势比较好,销售市场主要在长沙、桂林、衡阳等地,水泥大部分供应湘黔铁路。

1939年5月到1941年5月,日本人曾经6次对辰溪狂轰滥炸,炸坏了我厂气轮发动机,烧坏了全部厂房,工厂几乎成为一片废墟,直接损失达 2575406元。我非常焦急和担心,启新把工厂交给我负责,迁建时的借款由华中厂自己还,还不起怎么办?这些问题使我感到责任重大,后来,我去重庆,找到了经济部说明自己的想法。经济部为了战时需要,提出了增加资本,成立股份有限公司的措施,经过发起人商议,聘请重庆立信会计事务所,对华中厂进行清产核资。经济部、中国银行参加投资,企业从此变成官商合办。设备、器材、矿山、厂房、地产作股340万元,中国银行投资140万元,经济部联同以前借给的迁建费共投资70万元,总资本550万元。1941年6月5日,在重庆成立董事会,决定改组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有董事9人:霍宝树、吕志庭、张丽门、林继庸、顾季高、曾养甫、施念远、宋达如和我,选举霍宝树为董事长,朱逸耕、陈俊章、陈汉青为监察。

公司成立后,用增加的资本购回必要的设备和器材,进行修复工程。蒸汽机是华中厂的总动力,此机被炸坏,无法开工。我命令杨克球,要他设法修好。杨克球立即邀请了丁甫根、陈续明、武义芳、陈小毛四位高级技工,研究抢修方案。在全厂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的努力下,用了四个多月的时间让工厂恢复生产了。

1943年,日本鬼子打到了衡阳、桂林一带,我们的运输线被切断,产品滞销,只有停产。直到1944年初,盟军在太平洋开始反攻后,美军进入昆明向湘西推进,急需水泥在芷江修建飞机场,我们才恢复生产。

日本投降后,由于时局的影响,生产出的水泥没有销路,存货满仓,库存熟料和水泥有好几千吨,又被迫停止生产。1957年6月28日,根据国家建材工业部指示,将华中水泥厂的全部资产移交给湖南省工业厅。

(二)昆明水泥厂的筹建

1939年底到1940年初,我接到昆明一位朋友来信,得知很多厂搬到昆明,建厂急需水泥,劝我在昆明办一个水泥厂。在朋友的劝说下,我立即到昆明了解情况并勘察了一下地形,觉得建厂条件很好,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及电力都有,运输也方便,可是建厂还缺资金。我就找云南富滇新银行的总经理缪云台洽商,得到他的支持。但是他的财力也不足,我就联络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合办。当时华中水泥厂资金不足,主要是靠这几家银行投资,由我筹建,并且负责技术、经营管理方面事宜,名称定为昆明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成立了董事会,选举缪云台为董事长,我任总经理,公司还缺乏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设备也没有,真是白手起家。我想起了茅伯笙,他是我的同乡,那时他刚刚从英国回国,他原来是中国水泥厂学徒出身,通过自修,于东吴大学法科毕业后,又就读于大夏大学经济系,成为会计师。他思想深入细致,能吃苦,很有才干,抗战前到英国去,抗战后回国,在政府部门找了一个不相干的工作,我请他到公司来负责经营管理,他立即同意。

★由华中水泥厂投股建设的云南昆明海口水泥厂

技术人员,我是找的中国水泥厂流亡到后方去的一些人,有总工程师裘夑蕃,江南水泥厂的胡庆泉,中国水泥公司的陈作新。我与陈1926年在中国水泥厂化验室一道工作过,他也是老资格。这三个人中,一个学水泥工艺,两个学习机械,都是昆明水泥厂的技术骨干。后来,我们还招进了一批西南联大的毕业生。技术人员、管理人员配备了,可是设备还没有着落,到国外订货至少要一年多,能否运来毫无把握。怎么办呢?经过考虑,我决定搞立窑。这种立窑,我在德国看过,但没有研究过。资料、书本、图纸一概不在身边,我就同胡庆泉,裘夑蕃三个人一起自己设计,由我出主意,他俩画图,终于把立窑图纸设计出来了。更困难的是磨子问题,磨子即使设计出来了,也没有厂家制造。我就去找丹麦史密斯公司联系购买,这家公司同我有交情,江南水泥厂建厂时的机器,就是在我的主持下向该公司购买的。我向史密斯公司提出我们急需一套水泥磨子,他们就把别家工厂定购的先卖给我们用。当时,海防失守,就改从缅甸仰光抢运进来。没有过多久,缅甸这条线也断了。那套磨子,是比较先进的,既可磨原料,又可磨水泥。

昆明水泥厂,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建成投产。刚开始,烧不出水泥,经过多次试验,终于试产成功,而且质量也很好。

后来,美军进驻昆明建造飞机场,水泥需求量增加,我们决定再造一座立窑。产量增加一倍,水泥质量符合美国检验标准,得到用户信任,销路仍很好,我们赚了不少钱。到抗战后期,我们用赚的钱买了200多万美金的储蓄券(相当于现在人民币4000万——5000万元)。为与华中水泥公司合并,成立华新水泥公司。我们用这笔钱再加一些资金订购了华新水泥厂的全套设备。在这期间,我们还吸收和培训了不少的职工,特别是招进了一批西南联大的毕业生,这批技术人员在中国的水泥工业发展中起了很大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昆明水泥厂交给云南省政府,成为云南省最早的水泥工业基地。

(三)大冶水泥厂的筹建

1942年前后,我们将昆明、华中二厂合并,成立华新水泥公司。公司董事会的董事长由翁文灏担任,副董事长是霍亚民和缪云台,董事有吴鼎昌,我任总经理,副总经理是茅伯苼、施奎龄。这期间,我们又先后和江西省建设厅合办了江西泰和水泥厂、接办了贵州水泥厂。

1944年,我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进入战略进攻阶段。我深信抗战必胜,战后要恢复和建设,对水泥的需求量一定相当大。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需要,我决定扩大规模,增加生产,着手筹办大冶水泥厂。正在此时,我们获悉发行美金储蓄券的交通银行有冻结美金储蓄券(即不能兑现美金)的意向,便决定及早把持有的美金储蓄券用掉,随即派总工程师张宝华到美国洽购机器。日本投降后,机器就订下来了。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总公司迁到了汉口。这时,公司人事上有些变动,施奎龄离开辰溪到重庆去了,副总经理茅伯苼和总公司大部分职员迁到汉口办公,陈作新主管留下的一部分职员并主持昆明厂全部业务,辰溪厂由于水泥滞销停产,一部分职员调到了汉口,大部分技术员工到了大冶,集中力量兴建大冶水泥厂。新厂筹备处主任是陈育麟,副主任是屈炳良,我是第一个到汉口筹建新厂的。

★大冶水泥厂建设厂景图

新厂的筹建,开始就不大顺利,买地首先遇到麻烦。当时,地方势力十分猖獗,张口要钱,经常敲竹杠,有时随便抓我们的人索取赎金。我们虽然有翁文灏作后台,他那时当了行政院长,但鞭长莫及,管不到下面来。筹备处主任陈育麟是技术人员,对付地方势力不得力,副主任屈炳良正生病请假,我看事情非常棘手,就从外地请了两个人来,一个叫张传奇,是学机械的,曾留学德国,在国民党经济部工矿调整处工作,他在企业管理方面比较有经验,翁文灏很信任他,但是他对付地方势力也不行。另一个就是大名鼎鼎的范正桐,此人在抗战时与茅伯笙相识,是学经济的,曾经留学日本,当时他在国民党国防部某厅工作,任少将,又是本地人。我找到他说:“请你到我那里当副厂长,你愿不愿意来?”他表示愿意。我问:“你怎么好从军事机关出来呢?”他说他自己有办法。他之所以愿意到我们这里来,主要是工作稳定,待遇比较高。范正桐到厂后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比如从美国运往黄石的机船即将到来,由于机器中有重大部件,在上海转口有困难,只好申请行政院批准,准许外轮进入长江。黄石无卸货码头,卸货时间又有限定,我们从上海请来一批专门人员,带来了一批专用卸货设备。当我们把合同签订后,黄石地方恶霸声称码头是他们的,并且私自将上海来的卸货领头扣留起来。这时,情况复杂难办,我们请范正桐出面解决。范找汉口行营中的熟人,以保护驳轮为名,调来一个连的兵力把黄石码头的恶霸抓住,迫使他交出了上海来的卸货领头。船到之后,卸货工作顺利完成。范正桐对华新是有贡献的,一是保证了大冶厂的兴建,二是镇压了地方恶势力,三是在黄石解放前夕组织护厂队,保证了华新厂机器设备的完整无损。

建新厂另外一个困难就是缺乏资金。办厂没有钱,国内社会、经济危机日益加深,物价上涨,货币贬值,人心惶惶。为了筹集资金,我在上海住了几个月,最后失败。我们决定发行股票,有钱的人又不肯投资。公司经济万分拮据,连职工的工资都发不出来。当时财力雄厚的启新也濒临破产。我从上海回厂后,向全厂职工介绍了厂里的困难状况,我对大家说:“我什么办法也没有了,只能靠自力更生。要渡过难关,我们必须尽快地安装一台新设备,争取早日投产。”我们把原料、石膏、煤炭、辅机设备卖掉一部分,以维持工人吃饭,与此同时,我们把机器安装工作全部由自己承担下来,包给本厂工人完成,工资先发欠条,以实物折算,不叫工人吃亏。机器安装,我们原来是同美方公司订了合同,由他们派一位安装师进行技术指导,具体操作人员由昆明水泥厂、辰溪水泥厂调人来。美方公司开始派来的是一个上了年纪、经验丰富的安装师,但他怕共产党,来了不久就回去了。随后又派来了一个年轻的安装师,由于战局发展迅速,共产党节节胜利,美国大使馆也把他调回去了。我们只好自己承担安装任务,既为工厂节约了资金,又使本厂员工在技术上得到了实际锻炼,坏事变成了好事。按照原来的安装图纸,设备的大部分结构是钢筋的,但因为缺乏资金购买钢材,我们就改用木结构,我们在辰溪买下了几座林山,可以采伐木材。用木代钢的技术要求是很高的,我找来一个叫郑瀚西的结构设计专家,他是上海有名的建筑师,他察看后认为用木材做结构可行。这样,我们的大部分结构是木制的,特别是磨房的木结构建筑,使用了六七年才改建成现在的钢筋混凝土结构。有一次,有个美国工程师看到了这一建筑,十分赞赏中国建筑师的高明技术。

在建厂最艰难的时期,职工们都非常支持我的工作,有一些职工为了让厂里少出售原材料,把家中珍藏多年的金银首饰借给厂里,我也把自己的首饰拿出来了。工人们很信任我,因为我对他们讲过,不管工厂遇到什么困难,我决不跑,一定跟大家在一起,我把老婆孩子从上海迁到黄石。

就这样,在工厂六个月没有发工资的情况下,员工们自己动手安装了1台机器,于1948年投产。可是,临近解放,国民党节节败退,政府官员、资本家跑的跑,走的走,水泥没有销路,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这时,我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只有停产等待解放,全厂的职工也和我一样,盼望早日解放。

1949年5月15日黄石获得解放,军代表进驻了工厂。当时全厂职工都把希望寄托在解放来临,因此,解放时工人一个也没有跑。停产时,为了保护工厂不受损失,成立了一个护厂队,一个应变委员会,我也是应变委员会中的一员。机器设备在护厂队的保护下一件也没有丢失,这两个组织为护厂工作做出了贡献。

★华新水泥厂全景图

★由王涛捐资兴建的华新职工文化教育中心

军代表进驻厂里后,了解到工人的困难,首先调来了大批粮食、生活用品,解决职工生活问题;还借给厂里一些资金,维持工厂开工,并且把工厂所欠职工的工资按当时金价折成人民币发还职工,使工厂避免了破产。共产党不仅挽救了大冶水泥厂,也挽救了我,因为像我这样的人,只要工厂一破产,我的信誉就完了。

回顾我办企业几十年的体会,特别是新旧社会对比,感慨万端。社会制度不好,一个人有再大的本事,企业也无法办好,无法生存。我认识到只有共产党的领导,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我办企业的另一个体会是,作为一个领导者,第一必须要有事业心,就是办一切事都要围绕企业着想,不能有私心杂念。第二就是要重视人的作用,办事业不一定是人多好办事,要因事设人,要知人善用,发挥人的特长,要在工作中不断地培训提高他们的能力。办企业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资金问题,在旧社会,投资的人,首先要看你这个厂赚不赚钱,赚不赚钱这要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产品销售情况,二是经营管理如何,要是管理不善,资金再雄厚,也会走下坡路。

(本文由王涛口述,雪火整理,载《黄石文史资料》1987年第10期。王涛,字松波,1905年出生,1985年去世。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曾任民建中央常委,我国水泥工业的重要奠基人和开拓者,被誉为“水泥大王”。)